中国供应链的挑战
中国正在进行快速发展，但它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的、全国性的供应链。在这个供应链建成之前，不论外国公司是选择进口产品还是选择在中国生产，它们都需要认真考虑自己的供应链战略。它们多半必须愿意投资独特的供应链方案，将现行的方式与创新的、通常是非正统的方式结合起来以进入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工业市场。这种做法包括以下重要方面：选择正确的运输方式；建设最好的配送中心和仓储设施；运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配送问题；成功运用信息技术。
从1949年到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1978年，中国的供应名字不是以供求原则为基础，而以行政调拔、生产、分配的政府计划体制为基础。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反对发展全国一体化的交通和通讯体系，这种体系可能导致一种侵略力量能够从北向南或者从西向东轻松移动。今天，全球地于是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20年来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洋和需要秩序井然并且设备精良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但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全国性的供应链，中国任重而道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评论家说，可口可乐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消费群，其数量达到中国人口的70%。
中国供应链的现状
许多观察家喜欢把中国市场想象成“一个十亿有余的市场”，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由一系列经济和基础设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市场和亚地区市场组成的经济实体。
由于各种类型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中国各地区进行产品销售越来越成问题。在一个地方生产的产品，由于另一地区存在竞争而被拒绝进入当地市场，这种现象司空见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已经决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许多外国公司仍然感到，如果不通过能够与目标市场的地方官员进行“马背交易”的政治中间人，它们很难进入目标市场。
事实上，中国国内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确实令外国公司难以进入。这些地区的特征是收入低、基础设施不发达，缺乏可以信赖的批发商。中国政府已经试图改善国内整体的基础设施，并继续鼓励外国公司向西部发展，但是这一任务非常艰巨。虽然中国中部和醅目前存在的明显劣势将有某种程度地改善，但是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活动还是会远远滞后于东部和南部的城镇地区。
所以，尽管中国人口的2/3都居住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外，绝大多数外资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公司都分布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发展很快的城镇地区，并且只向这些地区销售商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消费市场大约是80,000,000到120,000,000人。东部沿海地区是这些高级产品的销售和配送中心。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为发展中国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了成百上千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沈阳到南方的深圳这些沿海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14个港口城市被指定为经济特区。最近修建的天津—北京、沈阳—大连、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高速铁路使得这些城市之间的产品和零部件运输更快、更便利。
由于中国的设施大都装备较差，不能满足现代物流和配送的需要，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物流服务公司正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世界级的设施，并将它们与值得信赖的多式联运和通讯方式结合起来。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并正发展的著名的物流公司有TNT、Inchcape、APL、Trammel Crow和Sea-Land。但是，这些发展还远远不够。
由于缺少内部供应商，而来自全球客户的压力渐增，一些外国物流公司现在提供遍及整个供应链的服务。例如，1997年中期，APL的一个商业机构名叫美国联合物流服务公司，宣布了一项合资计划，在深圳兴建一个一百万平方英里的能够进行集散、集装箱存贮、维修和配送的场所（包括500,000平方英里的世界级的仓储空间）。这些设施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北京和中部进行货物配送提供集散地。
更具创新性的是，通过1996年中美政府的双边协议，Sea-Land物流服务公司成为第一家经注山能在中国发展全资子公司的外国物流服务公司。自此之后，有几家外国物流服务公司也获得这一特权，它们正积极向内地发展，中国建立现代化的设施。这种投资方式的一个独特特点是这些公司可以不通过当地中间人和合资伙伴而提供物流服务。1996年末，APL宣布在港口城市大连与相距1200公里的北方内陆工业城市哈尔滨之间开通一种日常的，铁路多式联运服务。
选择销售战略。
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多数消费品通过“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方式销售。但是，近15年来，几种新型的销售方式赢得了人们的亲睐。具体来说，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生产者（进口商）——配送中心——零售商”和“生产者——消费者”（直销）方式是最好的，不仅节约时间和花费，而且能对销售情况进行更密切的控制。
为了能够把握自己在中国的命运，外国公司需要进行几个重要决策。它们需要估算进口产品相对于在中国当地生产成本和效益；决策是投资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管理自己的供应链，还是等待中国销售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下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内容，并突出一些成功的战略案例。
要想成功地进口产品，公司需要非常耐心非常精明。中国的商业法律禁止外国公司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进口商品，这是政府鼓励用实际投资取代进口的一项措施（见1996年《经济智囊团》：Nestle’和Fereo Rocher的案例研究）。即使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外国公司也无权直接进口附加产品，独立完成产品生产。
跨国公司的产品一旦进入中国，它们有两种销售方式：派公司自己的人到中国完成产品销售的全过程，或者花较少的钱把产品卖给批发商。
大部分进口消费品（一些人说高达90%）通过香港商业代理机构或“转手商”从广东（在深圳、广州和珠海）进入中国。
由于以香港为基地的转手商能够从中国南部的一些关税管制较松的地区迅速而且便宜地进口商品，人们很需要这些人。同任何被雇佣的进口代理人一样，转手商处理票据，运输货物要收取固定的费用。但是，他们实际的工作是逃避关税和高达产品成本25%的增值税。通过使用“灰色渠道”，他们能达到这一目的，“灰色渠道”包括各种违法活动，从轻微的逃税到公开的走私。如果公司不想进行非法活动，它必须密切关注转手商的行为，但实际情况下公司对这些人的行为都视而不见地接受。
相当多的香港转手商还通过商业公司和在中国的配送网络提供服务。公司的货物到达香港港之后，便被转手给香港的合伙人，这些人确保货物被安全运入中国南部。有证据表明，在向中国销售机密技术时，灰色渠道也被用来逃避出口控制。美国商业部和国防部的官员曾对此向香港官员表示过他们的关注，他们认为香港方面有必要对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谓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和设备的流动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
在进口个人计算机以及经常被称为“水货”的相关外围设备方面，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许多生产相同或相关产品的外国公司发出它们的中国生产厂正在与通过灰色渠道进口的本公司的产品竞争。香港分销商的好斗性与其渗透中国市场的特殊方式相结合迫使许多外国公司寻找其他的销售方式，而在当前环境下，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可行方式。据估计，中国政府每年要损失成百上千万美元的进口税和增值税。
尽管香港已由中国统治，但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香港的地位由于连接它和中国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得以加强。中国南方居民的相对富裕和当地装备完善的运输设施不仅确保了对外国商品的强烈市场需求，而且成为运输这些商品的有效路径。只要进口税和关税居高不下，就会有人需要个人和组织为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进口产品。这种情况正象有句古语所说的“山高皇帝远”。香港的特别行政区地位带来的是北京承诺其经济特权将会保持至2047年。
虽然依靠香港分销商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短期成本优势，这样做却会导致许多长期问题，这些问题都源于对国内的销售缺乏控制。一家跨国公司发现了它的香港分销商供应的产品被不合适地放在一批在质量和成本上都无法与其相比的产品中间（这样会导致不准确的甚至不良的产品信誉），并通过不正当的零售渠道销售之后，基本上停止了与几家国有分销商的业务往来。
为了打击使用灰色渠道，鼓励在某些港口地区投资，中国政府在近10年内建立了几个自由贸易区。许多自由贸易区，例如上海附近的外高桥，提供税收减免，并允许与贸易区外的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直接交易等优惠条件。这些自由贸易区通常都最现代化的港口、公路、铁路枢纽、仓库和集装箱设施（更不用说中国最富裕的消费者了）处，它们代表了取代灰色渠道进口的最合理的方式。
中国政府允许一些外国公司，AT&T和三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在自由贸易区内建立它们的“维修中心”以加速进口进程。尽管这些公司在开始这样做会有些损失，但是它们都相信在港口处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会大大简化出入关问题。通用电器（GE）维修系统以前需要一整天时间为一船多余零部件办理结关手续。而在外高桥建立自己的维修中心之后，它现在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来为一个月的货物结关。
从1949年到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1978年，中国的供应名字不是以供求原则为基础，而以行政调拔、生产、分配的政府计划体制为基础。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反对发展全国一体化的交通和通讯体系，这种体系可能导致一种侵略力量能够从北向南或者从西向东轻松移动。今天，全球地于是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20年来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洋和需要秩序井然并且设备精良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但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全国性的供应链，中国任重而道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评论家说，可口可乐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消费群，其数量达到中国人口的70%。
中国供应链的现状
许多观察家喜欢把中国市场想象成“一个十亿有余的市场”，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由一系列经济和基础设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市场和亚地区市场组成的经济实体。
由于各种类型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中国各地区进行产品销售越来越成问题。在一个地方生产的产品，由于另一地区存在竞争而被拒绝进入当地市场，这种现象司空见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已经决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许多外国公司仍然感到，如果不通过能够与目标市场的地方官员进行“马背交易”的政治中间人，它们很难进入目标市场。
事实上，中国国内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确实令外国公司难以进入。这些地区的特征是收入低、基础设施不发达，缺乏可以信赖的批发商。中国政府已经试图改善国内整体的基础设施，并继续鼓励外国公司向西部发展，但是这一任务非常艰巨。虽然中国中部和醅目前存在的明显劣势将有某种程度地改善，但是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活动还是会远远滞后于东部和南部的城镇地区。
所以，尽管中国人口的2/3都居住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外，绝大多数外资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公司都分布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发展很快的城镇地区，并且只向这些地区销售商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消费市场大约是80,000,000到120,000,000人。东部沿海地区是这些高级产品的销售和配送中心。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为发展中国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了成百上千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沈阳到南方的深圳这些沿海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14个港口城市被指定为经济特区。最近修建的天津—北京、沈阳—大连、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高速铁路使得这些城市之间的产品和零部件运输更快、更便利。
由于中国的设施大都装备较差，不能满足现代物流和配送的需要，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物流服务公司正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世界级的设施，并将它们与值得信赖的多式联运和通讯方式结合起来。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并正发展的著名的物流公司有TNT、Inchcape、APL、Trammel Crow和Sea-Land。但是，这些发展还远远不够。
由于缺少内部供应商，而来自全球客户的压力渐增，一些外国物流公司现在提供遍及整个供应链的服务。例如，1997年中期，APL的一个商业机构名叫美国联合物流服务公司，宣布了一项合资计划，在深圳兴建一个一百万平方英里的能够进行集散、集装箱存贮、维修和配送的场所（包括500,000平方英里的世界级的仓储空间）。这些设施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北京和中部进行货物配送提供集散地。
更具创新性的是，通过1996年中美政府的双边协议，Sea-Land物流服务公司成为第一家经注山能在中国发展全资子公司的外国物流服务公司。自此之后，有几家外国物流服务公司也获得这一特权，它们正积极向内地发展，中国建立现代化的设施。这种投资方式的一个独特特点是这些公司可以不通过当地中间人和合资伙伴而提供物流服务。1996年末，APL宣布在港口城市大连与相距1200公里的北方内陆工业城市哈尔滨之间开通一种日常的，铁路多式联运服务。
选择销售战略。
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多数消费品通过“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方式销售。但是，近15年来，几种新型的销售方式赢得了人们的亲睐。具体来说，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生产者（进口商）——配送中心——零售商”和“生产者——消费者”（直销）方式是最好的，不仅节约时间和花费，而且能对销售情况进行更密切的控制。
为了能够把握自己在中国的命运，外国公司需要进行几个重要决策。它们需要估算进口产品相对于在中国当地生产成本和效益；决策是投资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管理自己的供应链，还是等待中国销售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下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内容，并突出一些成功的战略案例。
要想成功地进口产品，公司需要非常耐心非常精明。中国的商业法律禁止外国公司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进口商品，这是政府鼓励用实际投资取代进口的一项措施（见1996年《经济智囊团》：Nestle’和Fereo Rocher的案例研究）。即使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外国公司也无权直接进口附加产品，独立完成产品生产。
跨国公司的产品一旦进入中国，它们有两种销售方式：派公司自己的人到中国完成产品销售的全过程，或者花较少的钱把产品卖给批发商。
大部分进口消费品（一些人说高达90%）通过香港商业代理机构或“转手商”从广东（在深圳、广州和珠海）进入中国。
由于以香港为基地的转手商能够从中国南部的一些关税管制较松的地区迅速而且便宜地进口商品，人们很需要这些人。同任何被雇佣的进口代理人一样，转手商处理票据，运输货物要收取固定的费用。但是，他们实际的工作是逃避关税和高达产品成本25%的增值税。通过使用“灰色渠道”，他们能达到这一目的，“灰色渠道”包括各种违法活动，从轻微的逃税到公开的走私。如果公司不想进行非法活动，它必须密切关注转手商的行为，但实际情况下公司对这些人的行为都视而不见地接受。
相当多的香港转手商还通过商业公司和在中国的配送网络提供服务。公司的货物到达香港港之后，便被转手给香港的合伙人，这些人确保货物被安全运入中国南部。有证据表明，在向中国销售机密技术时，灰色渠道也被用来逃避出口控制。美国商业部和国防部的官员曾对此向香港官员表示过他们的关注，他们认为香港方面有必要对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谓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和设备的流动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
在进口个人计算机以及经常被称为“水货”的相关外围设备方面，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许多生产相同或相关产品的外国公司发出它们的中国生产厂正在与通过灰色渠道进口的本公司的产品竞争。香港分销商的好斗性与其渗透中国市场的特殊方式相结合迫使许多外国公司寻找其他的销售方式，而在当前环境下，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可行方式。据估计，中国政府每年要损失成百上千万美元的进口税和增值税。
尽管香港已由中国统治，但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香港的地位由于连接它和中国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得以加强。中国南方居民的相对富裕和当地装备完善的运输设施不仅确保了对外国商品的强烈市场需求，而且成为运输这些商品的有效路径。只要进口税和关税居高不下，就会有人需要个人和组织为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进口产品。这种情况正象有句古语所说的“山高皇帝远”。香港的特别行政区地位带来的是北京承诺其经济特权将会保持至2047年。
虽然依靠香港分销商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短期成本优势，这样做却会导致许多长期问题，这些问题都源于对国内的销售缺乏控制。一家跨国公司发现了它的香港分销商供应的产品被不合适地放在一批在质量和成本上都无法与其相比的产品中间（这样会导致不准确的甚至不良的产品信誉），并通过不正当的零售渠道销售之后，基本上停止了与几家国有分销商的业务往来。
为了打击使用灰色渠道，鼓励在某些港口地区投资，中国政府在近10年内建立了几个自由贸易区。许多自由贸易区，例如上海附近的外高桥，提供税收减免，并允许与贸易区外的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直接交易等优惠条件。这些自由贸易区通常都最现代化的港口、公路、铁路枢纽、仓库和集装箱设施（更不用说中国最富裕的消费者了）处，它们代表了取代灰色渠道进口的最合理的方式。
中国政府允许一些外国公司，AT&T和三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在自由贸易区内建立它们的“维修中心”以加速进口进程。尽管这些公司在开始这样做会有些损失，但是它们都相信在港口处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会大大简化出入关问题。通用电器（GE）维修系统以前需要一整天时间为一船多余零部件办理结关手续。而在外高桥建立自己的维修中心之后，它现在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来为一个月的货物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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