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管理艺术与管理技术的角度看，德鲁克管理理论和思想明显是管理艺术成分多于管理技术的——这是我们学习德鲁克管理需要引以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德鲁克就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责任、任务进行了规定，还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经理主管和一般员工的责任和任务做了分类，但是，这些都只是我们应用管理技术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可以机械套用的方法或者工具。依据这点，思考中国管理发展的方向，我们以为，必须坚持管理艺术与管理技术同步推进原则，不断提高驾驭管理技术的能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第一，管理工具创新是我们管理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管理技术发展的内容很多，结合中国管理的实际，迫切需要的是进行管理工具创新。

　　首先，现有的管理技术很丰富，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应用。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工商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不但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迅速发展，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所出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不足问题、市场短缺问题，而且在高技术产业方面迅速推进，在新材料、新能源和电子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以市场过剩为标志的需求不足问题也日渐变得突出。企业逐步由产品、价格竞争向服务、管理方面竞争转变，管理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时代，随着国家与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逐步削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直接贸易、战略联盟或者资源外包等等形式越来越多样、合作层次越来越深入、合作频率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可以在经济贸易和合作过程中学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管理技术、管理工具和方法等等，这些给我们提高管理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打破传统的陈旧思想，为我所用，那么我们是可以学习和吸收不少优秀的东西，推动我们的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管理工具本身没有国界，可以为我所用的。

　　其次，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管理工具的创新。由于中国的高层管理者普遍缺乏必要的工商管理专业训练，对管理的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不重视管理工具的应用和创新。他们片面地认为，管理工具是管理人员的事情，是管理中的小事情，不屑于去重视。这点与日本的高层管理者有很大的差别。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时候，他们的高层管理者极其热衷于管理技术创新研究和创新。著名的田口模式、看板管理、质量功能展开（QFD）等等，都是在高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并突破的。如看板管理是由高层管理者带队在美国参观超市过程中得到的启发和灵感，最后把它总结为一种具有管理意义的管理工具并传回美国。诸如此类的管理工具创新在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多得数不胜数。我们羡慕日本的经济起飞，为什么就不能借鉴借鉴人家的高层管理者是如何投入在这些具体的小事情上呢？须知，管理技术往往就是由这些小事情、简单事情构成的，如“日清日洁”、“看板管理”等等，要说这些技术很高深确实没有，但是没有人总结出来你就是不知道，也就没有办法传播和推广，而一旦总结出来它就是一个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的工具。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大陆本来就在哪里，他发现了就是他发现的，不会因为本来在哪里可以否认他发现的功劳。管理的成本就是靠一点一滴来节约的，管理的效率也是靠这样一点一滴来提高的。中国古人说的，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确实很有道理。管理技术从科学管理开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具和方法。这些既是我们可资运用的资源也是我们创新的任务。

　　最后，管理工具创新是管理学者的重大任务。如前所述，管理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丰富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改进管理工具。但是我们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比较注重学科建设，而对管理工具的创新则不太重视。这点，可以从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杂志的文章内容看出：看看我们全国著名的管理学杂志（对不起，不好说名字了）中间，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方面所占分量几乎是99％，而管理工具研究方面的文章只有1％乃至没有。当然，这里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譬如评职称的成果主要要求理论文章，不承认管理工具发展方面的文章，认为它们没有理论水平。除此之外，观念误导。认为管理学创新就是管理理论的创新，就是象经济学一样进行概念推演、模型构建和数据检验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管理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而是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对此，德鲁克早就强调过，管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应用学科，而不是经济学也不是数理统计。认为管理学一定要象经济学一样进行数理统计是没有道理的，管理学研究者一定要按照经济学规范来要求自己也是没有必要的，这样是削足适履。我们说，任何一个学科存在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要盲目地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要求管理学，也不要把管理工具看作是不登学术大雅之堂的小儿科。只有这样，管理学者、实务者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才有可能与世界经济强手竞争。

　　吸收管理技术过程中一定要有创新。没有一个现成的管理工具可供机械应用，一定要结合我们的管理环境、结合自身公司的文化背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时代在变、人在变、环境也在变，刻舟求剑的结果势必导致缘木求鱼。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管理工具创新一定要坚信这样的信念：管理工具没有国界，在其它国家发挥作用的管理工具，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同时，管理工具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如果没有创新那就必定要会现照本宣科，适得其反。

　　第二，在中国进行管理艺术创新一定要对中国管理文化进行现代创新。所谓管理艺术是按照管理技术的标准要求对其进行创造和运用的方式和方法，主要包括管理过程中的领导艺术、授权艺术、沟通艺术、指挥艺术、奖惩艺术、用人艺术等等。关于管理艺术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同，这里不赘述。但是如何创新还有较大的争议，以台湾管理学者和大陆的部分学者为代表强烈主张创建中国式管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经过现代改造可以作为主要的文化成分，应用到管理艺术。另外一批中青年管理学者与之相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适合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主张应该在管理技术学习同时与西方文化进行全面融合。他们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经过新中国50多年的改造传统文化已经基本得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名存实亡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不能强化民族文化。我们以为，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都没有经过有效的分类——这是管理研究不可缺少的方法之一，管理问题最忌“一刀切。”正确的做法是：管理艺术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创新。

　　首先，管理艺术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文化这东西就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想它怎样就怎样，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文化了，因为文化积淀是长时间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不能在短短的50多年时间中消除，但是如果我们被动去适应这种文化、被动受之约束捆绑，那么也就谈不上研究管理了。正确的方法是，在管理技术层面引进和创新，在管理艺术层面上进行传统创新。也许细心的读者会发问，“你这样的观点与张之洞他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什么两样？”我们说，在社会层面、社会范围内进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何，这个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但是企业组织内进行管理技术引进创新和管理艺术层面的传统文化现代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企业组织有严格的组织使命和目标，员工首先是有组织的个体，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不完全一样。主要的差异在于，组织认识到这种理念的必要性可以进行管理规定，但是在法律意义上面对公民，立法机关就是认识到了问题也不能用法律进行规定，因为这种规定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同时，即使是进行法律规定也不能让全体公民来信仰一种新文化，因为，这样做违反文化传播的规律。因此，只能通过文化规范来进行倡导。事实上，作为文化规范来倡导同样可以达到目的，但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就像文化形成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样，对一种新文化的倡导也同样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而企业组织不一样，它可以通过领导者有意识的塑造和规定让员工执行，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了文化改造的时间周期。可见，在管理艺术层面进行传统文化现代改造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其次，在管理艺术层面进行传统文化现代创新必须与管理技术的引进创新有机配合。由于工业化给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不少管理研究者开始对现代社会感到厌恶。在向传统文化寻求管理精神资源的时候不经意走过了头，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和盘托出，如等级尊卑、纲常礼教、道教释术、兵家权谋和王道霸业等等。现在书摊上充斥着许多标榜以传统思想精华进行现代创新的“管理学书籍”，譬如什么《商场36计》、《八卦管理学》、《周易股票预测》、《企业识相术》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所谓的管理艺术现代创新，假如仅仅是为了赶时髦、混饭吃倒也可以理解，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如果还要自我标榜是新的管理学派，鼓噪炒做，哗众取宠，那就实在是可恶了。在这里，我想奉劝那些所谓的管理学派代表，不要再误认误己了，收手吧。也想劝告那些受害的企业家、员工，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化精华只能告诉你如何鼠目寸光、坑蒙拐骗，绝不是经营事业的灵丹妙药。企业的成功需要的是系统的企业理论，它只能通过光明正大来获得顾客对它青睐、投资者对它的信任、员工对它的认同来获得，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个正是德鲁克的思想精华。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去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精华来提升我们的管理艺术，譬如修身艺术、处世艺术、天道人伦艺术等等，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格物至知和修齐治平。有了这套功夫就有了驾驭管理技术的能力，就可以有效地选择、整理、整合、应用和发展相应的管理工具、管理技术。有了这套功夫也就不怕管理技术是来自美国还是德国，都可以为我所用了。

　　最后，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需要回归企业理论。如前述，文化的形成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对它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不是一代人所能为之。所以，我们至今没有一套标准可以识别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可以成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很好地驾驭管理技术的标准。时下时髦的说法是“三个代表，”但是用三个代表来规范一个盈利组织，显得要求过高了。从切实可操作的角度看，回归德鲁克的企业理论是明智选择。根据企业理论，企业发展需要自己的事业基础，包括明确自己的顾客是谁？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影响自己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据此，如果我们企业的管理艺术可以得到我们顾客的认同、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得到员工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卓越的管理艺术，它就具有驾驭管理技术的能力，它就可以成为卓越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