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为他人所知。这就是所谓的"裸体经济"。政府和企业在消灭信息赤字方面都责无旁贷

　　5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就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发表权威报告，调低了中国200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指出非典对中国初步造成的冲击，无论是经济上的影响或形象上的损害，都明显相当严重。

　　但在同时，罗奇对中国处理事件的反应感到乐观，在这份名为《中国的警醒》的报告中，罗奇认为，饱受危机磨炼的中国将会变得成熟。他这样说的理由之一，是透明度已成为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症的第一信条，而中国政府对处理非典疫症提高透明度，可能开创重要先例，成为日后处理其他事务的依据。

　　作为中国学者，我愿意相信罗奇的这一判断。透视非典危机，可以说，病毒在用残酷的事实传授为什么应该寻求"透明度"。

　　回顾历史，"透明度"教材由亚洲人念出来已不是第一次。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说，那些想获得其援救的国家必须充分加强透明度。在不透明的亚洲文化中，黑箱操作、关系交易俯拾皆是，而真相则被层层包裹。例如，韩国少报了500亿美元的债务；日本银行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较先前的预计多出一倍；印度尼西亚的外汇储备也大大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几乎所有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亚洲经历金融危机而大伤元气之后，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惟一方法就是在整个地区促进透明度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的经济动荡可以归因于"信息赤字"。灾变几乎是在专家们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一片叫好声中发生的，过时和不实的信息使许多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而日后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是在危机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高度的透明性是保障制度稳定的关键。

　　从这些事情看开去，它们显示了一种全球性趋势：一度被认为具有私密性的信息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公开，这不仅仅是对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技术的一种投降，而且也是全球化的结果。

　　透明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并不局限于商务。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有很多因素使人们对透明度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些因素包括：政府运作更加开放，新闻采访更加自由，检查官和法官更加独立，公司加强了管理，全球经济的扩展增加了对国际审计标准的要求。

　　政府在消灭信息赤字方面责无旁贷。所幸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乔治·奥威尔曾经担心有人会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他在《1984年》中描绘了一个时刻监视人们的"大哥"形象。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信息革命使公民得以监视"大哥"。通信手段的改善使人们更易于协调自发的行动，从而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样，企业也义不容辞。十分好笑的是，许多我们最为信任的商业机构也是透明度最差的地方，银行、医院、航空公司无不如此。我们时常把我们的生命和金钱托付给它们而不问任何问题。银行、医院和航空公司一样需经政府批准和管制。传统上它们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很有限。它们提交报告，但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未经发表。就目前而言，公众主要依赖监督机关--和历史表现--来决定是否信任这些商业机构。

　　是否透明事关伦理、政治和文化，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新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即不透明的做法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成本？

　　普华永道公司给"不透明"下了一个专业定义："缺乏清晰、精确、正式并被普遍接受的实践做法"。这家公司甚至提出了一种对不透明程度加以量化的分析模式，编制了所谓的"不透明指数"（the Opacity Index）。该指数对全球一些国家给出了一个复合的"不透明因数"（O-Factor），考察五个影响资本市场的领域：政府机构的腐败状况；对合同及产权的法律保护；包括财政、金融、税收等在内的整体经济政策；会计准则（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以及商业规章。其中任一领域的不透明都会提高开展商业的成本并影响资金的供应。"不透明因数"越高，表明一国的不透明程度越高；它不仅可以用于计算资本成本，也可以用来估算外国直接投资在一个国家面临障碍的大小。

　　不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为他人所知。这就是所谓的"裸体经济"。在世界四分五裂、彼此隔膜的时候，维护一种秘密文化是可行的，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透明度是惟一合适的标准。它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任何事情的健康运转都依赖于它。